朱由简见黄道周的疑惑表情,面孔一板,说道
“黄先生可以不接受此任命,朕可以换人。不过若接受了任命,却必须严守规矩,恪尽职守。你答应么”
黄道周沉吟片刻,心想朝廷既已决定这酒税征收,那无论自己同意与否,总归要执行的。
自己接受任命,反而可以减少营私舞弊,避免商民因此遭受更多损失。
终于一咬牙,躬身道
“臣领命。”
朱由简满意地点点头。
他知道黄道周虽然迂腐僵化,但品行却也是公认的刚正不阿,清廉至极。
在后世一些人想象中。
反对征税的官员,必定是所谓依附于江南**的利益集团云云。
这是一种幼稚化简单化的思维。
为地方和自己相关利益反对征税的官员,当然很多。
但也确实有不少官员就是出于为民请命,约束君权的儒家理念。
刘宗周、黄道周就是这样的典型。
实际上明末的问题,恰恰是缺少纯粹自私的利益集团。
如果官员足够自私,他们反而不会反对加大朝廷权力,包括多征税。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可以给官员捞取油水更多的机会。
而且若是真存在足够自私而且强大的利益集团,那势必要设法牢牢掌控一支有强大战力的军队,镇压异己。
必然会设法维护军队的利益。
但问题是恰恰没有这种集团。
或者说虽然有各种利益集团,但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一家独大,彻底掌控朝政。
朝廷里什么阶层的利益代表都有,唯独缺乏足够数量的代表军队利益的集团。
朝廷被各种来自民间
的力量拉扯,来回摆动,谁都不能说了算。
任何一方想要垄断权力,都会被其他集团约束牵掣。
这才导致了明末的乱象。
如果类似西方同时期,就是大贵族,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争权夺利。
权力就是在少数上层利益集团之间争夺。
那反而会让这些集团为了私利设法建立控制自己的军队,维护军队利益,保证军队的强大战斗力。
朱由简对于后世许多人把明末的问题归结成阶层固化,自私的利益集团,**,土地兼并、宗藩占有土地云云。
是有疑惑的。
这些理由似乎仅仅是一些停留在想当然层面的灌输,和实际历史事实对照,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要论阶层固化,**,土地兼并之类,谁能比得过后金。
就以**一条而论,他发现明末的清官其实是相当多的,而且许多人都一路升迁到最顶层的高官。
类似温体仁这样被明史打成奸臣,被东林系文人恨之入骨,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很清廉。
同样东林系里清廉的官员也很多。刘宗周、黄道周、姜曰广、瞿式耜、陈子壮等数不胜数。
历史上崇祯末期担任户部尚书兼大学士的方岳贡家贫如洗,清廉程度不比海瑞差多少。
在一个真正**成风的官场里,这是很难想象的。
反之,看后金方面的记录,确实真正各级官员都**。
后金汉奸给皇太极的奏疏里就说过收税官吏,无不昔贪而今富。
一些明末清初的亲历者,比如叶梦珠的阅世编也明确把明末官场风气和清朝统治时的官场风气做过对比,结论是明末官场更清廉,官员更受舆论约束,而清朝时期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风,贿赂公行。
朱由简拉回自己的思绪。
黄道周在清军入关下江南后,抗清而死。
气节方面是没话说的。
让他去监督酒税征收,不必担心有贪污受贿之类的事情出现,遇到权势反对,他也不会畏惧退缩。
而且征收酒税,触犯许多既得利益者。
难免会有人造谣构陷负责征收酒税的茅元仪和下层执行人员贪墨不法
黄道周作为清流领袖,由他负责监察,结论更有公信力。
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污蔑诋毁,减少征税阻力。
这比起让亲信太监来征税要好得多。
人各有作用,关键是要用对地方。
唇枪舌剑半天,总算办成了一件事。
朱由简长长出了一口气。
但还有事情必须做。
朱由简拿出辽东巡抚毕自肃的奏疏。
宁远欠饷,军情骚动,形势危急。
朱由简命户部和兵部先凑出十万两银子,急速解送至宁远救济。
另外积欠七十八万两银子的饷银,也需想办法筹处。
其实在上朝之前,朱由简已经派锦衣卫快马驰赴山海关,去见原蓟辽督师王之臣。
通知他袁崇焕被抓入狱,让王之臣继续留任督师一职。
同时要王之臣带上周文郁,火速去宁远与毕自肃会合,消弭可能的兵变。
锦衣卫携带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着
“杨正朝、张思顺、伍应元、田汝栋、舒朝兰、徐子明、罗胜、贾朝吹、刘朝奇、邹滕、王显用、彭世隆、宋守志、王明、宋仲义、李友仁、张文元。”
命王之臣将杨正朝、张思顺斩首,将其他人押送至甘陕边地卫所。
这些人里杨正朝、张思顺领导兵变,却在事发后,被袁崇焕引诱
出卖其他参与兵变的头目以求自保。
真实的历史里,袁崇焕饶了杨正朝、张思顺,把被两人出卖的的其他兵变头领斩首。
朱由简却反其道行之。
在他看来,能在兵变中被推举出来的。
必然是士兵群体里更有胆量,也是公认有能力和威信的人。
这些人放在合适的地方,未必不能起到好的作用。
把这些人全部杀了,是浪费人才。
杨正朝、张思顺既引导叛乱兵变,又出卖同伙,没有信义可言,应该杀。
而其余人,乘他们没有事发,调离宁远军队。
不仅如此,朱由简命令伍应元等十五人在甘陕等地卫所招募挑选兵卒。每人各自招募一队人马,每队三百人。
在当地训练半年。
半年后汇聚在一起比试。淘汰五队,保留十队。
被淘汰的领队抽签决定是流放海外极远之地还是当场斩首。
朱由简相信王之臣会按他的嘱咐执行的。
事实上王之臣一直被东林系一些官员视为阉党,已经有好几份弹劾奏疏,要求严惩王之臣。
王之臣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危如累卵,按照原来的历史进程,只要袁崇焕一到任。
他这个督师就会下线,进入阉党名单之中。
现在虽然袁崇焕被拿下了,他的处境依旧很危险。
所以王之臣现在能倚靠的就是皇帝了,没有理由不和皇帝合作。
给宁远送饷,众官员都没有异议。
户部和兵部为此讨价还价,又消耗了小半个时辰。
好不容易分摊完毕。
朱由简又询问,候补工部主事徐尔一是否在。
工部尚书李长庚一头雾水,不知陛下为何突然关注这么一个小官。
只得上前道“徐尔一官职过卑,尚无资格入皇极殿议事。”
朱由简皱眉,命李长庚散朝后,通知徐尔一明日巳时来德政殿。
“朕要见他。”
李长庚虽然错愕,但随即想到近日徐尔一曾经上过奏疏,想必是他的奏疏引起陛下注意。
当即答应了。
议事到现在,已经足有一个多时辰。
官员们累了,朱由简同样也累。
心累。
他宣布散朝。
他决定先回武英殿,把自己今天朝会议事的感受理一理。
在武英殿的坐榻上,朱由简回想着刚才大殿议事的过程。
他深切体会到后世鲁迅的名言。
许多时候,你要开一个窗户难比登天。
但如果先说要把屋顶掀了,那再商量开窗户,就相对要容易一些。
自己今天如果一开始就提出征收酒税,包管也会被群臣骂得狗血喷头,被视作征收矿税一样的恶政。
预计那些官员可以提出各种反对意见,最现成的就是以宋代作为例子。
南宋征收酒税,许多地方演变成了直接强夺民财,甚至拦路抢劫的程度。
然后群臣大可以举出宋代例子,论证酒税之恶,不会比矿税轻。
最后这事情自然不可能通过文官系统推行下去。
但自己今天一上来先说把宁远、锦州军队撤回,又说要强制征收江南富民的财产税,再让茅元仪这个大杀器把各种敛财之道系统说一遍。
把这些官员吓得心胆俱裂。
这个时候再说征收酒税,他们反对的意见自然就小了很多。
许多后世人想当然以为,明代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杀谁就杀谁,想用谁就用谁,想推行什么政策就推行什么政策。
这完全是无知啊。
自己在朝堂上和这些群臣斗了一个时辰多,就已经觉得身心俱疲,头疼不已。
这还是自己已经提前知道许多事情的真相,心中有数。
想想崇祯在历史上要熬十七年,还是信息严重受限的情况下。
崇祯没有独断者为所欲为的权力,却要承受独断者的责任。
没有大权独揽者的享受,却要承受独揽者的辛劳。
当真是处处掣肘,步步艰难。
现在想来。崇祯能坚持十七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
许多事情说来容易,做来难。
后世评论者只要嘴皮子一张,真正放到历史的实际情境里,能不急得尿裤子就不错了。
把那些后世辱骂崇祯的人,真的放到崇祯的这个位置上。
只怕明朝都熬不过己巳之变,两年就灭亡了。
一些人成天抨击崇祯刚愎自用,多疑残酷,任意杀换官员,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
实际上他们心目中的这种崇祯形象,本身就是明末黄道周,刘宗周这些迂腐儒者和他们的学生黄宗羲之流的浙东学派刻画出来的。
这些人推崇的君主理想,可能就是和建文帝一样,大施仁政,对文人言听计从。
但建文帝四年时间就完蛋了。
一些现代人,他们对崇祯的恶感成见大多来自于东林系文人的描写,尤其是参与明史修撰的以黄宗羲、万斯同师徒为代表的浙东学派。
但讽刺的是,他们又怪崇祯不像天启一样,任用魏忠贤这样的太监,镇压迂腐文官,镇压所谓代表江南资产阶级利益的东林系。
这些人不明白,即便崇祯和天启一样又如何,能解决长远问题么
魏忠贤的名声在民间臭不可闻。连带天启的名声也早
就都丑化成不堪了。
崇祯刚登基,民间已经出现了丑化魏忠贤和天启的戏剧和时事,这是偶然的么
而且即便是魏忠贤,也根本没胆子对税收做实质性改革。
天启时期,明代的财政状况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很大程度是靠万历时期积攒下的内帑度过难关。
靠重用阉党,对抗东林,对解决明末的问题依旧是治标不治本。
表面上似乎大权在握,其实根本性的财政决策,仍旧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仍旧受民间舆论左右。
其实,朱由简作为一个现代来的穿越者,是认同君主的权力应该受更大程度的约束。
但他明白,这得分时候。
类似明末这种战乱、灾害频发的情况。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强君主的权力。
为什么明朝和后金的对抗,后金赢了。
不是什么明朝官员更**,或者皇帝更无能,这些胡扯。
答案很简单,就是明朝皇权萎缩。
后金比明朝更**更残酷。
就是这么简单。
光靠天启时期那样用阉党,支撑不了太长,而且也干不了实质性的大事。
就如张溥在五人墓碑记里描述的,光是姑苏一次抗议,就能打死两个锦衣卫使者,把巡抚打进厕所,把魏忠贤吓得不轻。
自己必须一步步来,真正从上至下建立一个军事化的体系。
自己手头必须拥有真正直接能听自己指挥,有战斗力,有威慑力的军队。
靠现在的锦衣卫就想直接来强力推行各种政策,那后果很不妙。 ,无防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