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我变成了妖艳贱货 第六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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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炒炒冷饭。

龙应台序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藉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

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

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陰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

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而不是横暴陰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无防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