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纪谈 262，两税法

779年780年唐代宗无力讨剿郁郁而终。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宰相杨炎以两税法代租庸调。

唐代宗是老好人、和事佬，不希望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国内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唐代宗不愿多生事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过且过。但他的苟且偷安反倒使内忧外患愈加严重。

779年，唐代宗郁郁而终。

群臣给他拟定的谥号是“睿文孝武皇帝”，也就是说唐代宗不但睿智孝道，并且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非常出色。

大臣给自己的皇帝做评语肯定是专拣好的说。唐代宗能不能称得起这四个字值得商榷。

唐代宗给人的感觉是脑子不糊涂，明白是非对错，就是胆子小，顾虑多，敢想不敢做。比方他对藩镇割据过于姑息，对权臣乱政过于迁就。吐蕃打来的时候，他仓皇而逃致使京城沦陷、禁军溃散，只见“怕”不见“睿”字。

他的确很有孝道。唐玄宗、唐肃宗先后病倒，他两边伺候，衣不解带。

对于文治，唐代宗在经济恢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吏治方面唐代宗一朝出现元载之流贪腐乱政的官员。

在武功方面，唐代宗最大的成就是结束了安史之乱。虽然说安史之乱历经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代，但最终结束是在唐代宗上台后。

但是外患在唐代宗时期变得严重起来。吐蕃、回纥轮番进犯唐朝而唐代宗无力解决。藩镇割据在唐代宗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排除了安史之乱这颗雷却埋下藩镇之乱这颗雷。

旧唐书评价唐代宗“古之贤君，未能及此”。这话说得过了。新唐书评价他“代宗之朝，馀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这话相对中肯。他也只能算是一个“中材”，勉强及格的皇帝。

旧唐书基本成形于唐朝。本朝人撰史不太敢说本朝皇帝的坏话。新唐书成形于北宋，对前朝皇帝的评论少了很多顾忌。

唐代宗死后，太子李适kuo即位，是为唐德宗。

唐德宗上台后把年号定为“建中”，有重建中华、重树皇权、重振大唐王朝的雄风的意思，希望能有所作为。

唐德宗纳谏如流，知错就改。大臣的进谏只要说得对，他马上照办，从不考虑自己的面子问题。

唐代宗在位时宠幸宦官。宦官奉旨出使向对方索要礼物，唐代宗不但不加禁止还认为如果对方给宦官的礼物少就是轻视皇帝。于是宦官每逢出使就大肆索要礼物。他们不认为这是索贿倒是认为应得的报酬。

唐代宗组织诸侯打田承嗣时，宦官马承倩奉命去李宝臣那里传旨。临走时，李宝臣送给他100匹绢。马承倩当场把绢扔在路边，破口大骂。李宝臣在部下面前很没面子。他的部下劝他别再替皇帝打田承嗣了。现在用你出力还这样对你呢，等打掉田承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李宝臣于是没心劲再去打田承嗣。

唐德宗知道这个流弊，决不允许宦官索贿受贿。有个宦官出使满载而归。唐德宗知道后将那个宦官一顿胖揍之后流放。出使未归的宦官得知后不敢再收取礼物。已经收取礼物的赶紧把礼物扔进山谷。

宦官收取礼物被罚。官员收取礼物更是严惩不贷。各地孝敬皇帝的礼物要么被拒收，要么被转入国库代替赋税。

唐德宗提倡节俭，提倡廉政。他自己不贪图享受，裁减乐队、宫女放他们出宫，把皇家园林的所有野生动物都放归大自然，节省开支。

大臣攀比，盖的宅子一个比一个豪华。唐德宗为制止攀比奢华之风，找出典型，拆了他们的宅子以儆效尤。

他任命宰相杨炎推行税赋改革，“作两税法，一变租庸调旧制”。

唐朝“旧制”是“租庸调”制，按每家丁数收取若干石粮食的租、若干尺绢布的调、若干天劳役的庸。旧制税法是按人头收税，有几个壮劳力收取几份“租庸调”。

杨炎以“两税法”代替了人头税，按每家拥有的财产、土地的多少来收税。家财万贯，立着房子躺着地，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人民币，那就多交点；穷得叮当响，头无半片瓦，脚无立锥地，吃了上顿没下顿，那就少收点。这个税法比以前进步了很多，公平合理了许多，收来的税也比以前多了许多。

旧制的人头税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人各有其田”。每个农民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唐朝中期，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好些人因为天灾**或者好吃懒做把地卖了。在农民中间出现了地主和贫农两个阶层。

以前的地主都是贵族，因为有封地而成为地主。后来因为土地买卖，土地从穷户汇流到富户，出现了不是贵族的新型地主。根据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农民分化成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各阶层。

同是农民出身，怎么就有了穷富差别进而有了地主和雇农的区分这个问题没必要研究。就跟一奶同胞的兄弟，怎么就有做老板的，有给老板打工的，各有各的原因。

“地主”是怎样炼成的不是一句“剥削”就能解释得了的、解释得通的。

土改时期，地主被当作罪恶的化身，被打被杀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财产房屋和土地被瓜分一空。贫下中农打着正义的旗号“占他娘的房，分他娘的粮，搬他娘的床，睡他娘的婆娘”。

其实地主何罪无非仇富心理作怪而已。等打到了地主，恢复了“均田制”，搞起大锅饭，发现无非一起受穷而已，只好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

唐德宗时期，zf接受均田制已经被破坏的现实，然后根据现实情况改进税法。

既然有了地主和雇农的分化，再一刀切地按人头数收税就不合理了。同样一笔钱，对地主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对贫农来讲那根毛可能比他腰还粗。所以那时候逃税、流亡的农民非常多。

改为按财产、土地综合收税后，在相同的税率下，穷富负担均等。富人因为财富的基数大，所以交的税相对也多。穷人基数小交的也少。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国家的税收却增加了，地主老财也无话可说。

“两税法”这个挺不错的创意被后世的皇帝沿用了下去。

唐德宗继续重用理财专家刘晏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刘晏恢复漕运，建立常平仓，改进食盐专卖制度，不但平抑了物价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当时因为战乱，河道失修，盗匪横行，漕运废弛，南方的粮食运不过来。关中一遭灾就出现粮食短缺、粮价飞涨问题。有时一斗粮食能卖到1000钱，比平时贵出几百倍。粮价上涨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全面爆发。粮食短缺同时又爆发通货膨胀，老百姓的日子就别提多艰难了。别说老百姓，皇上有时候都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愁下顿。

刘晏疏通河流，恢复漕运，为皇上为关中解决了大问题。漕运也方便了各地粮食、土产等商品互通有无。

刘晏还建立了国家储备仓库，在丰年时购入粮食，在灾年时售出，削峰填谷，即缓解了灾情也保证了粮价相对平稳。

他最有创意的事情是改进了盐铁专卖制度。他的革新被后世效仿。

以前zf对食盐是统购统运统销一条龙，不允许百姓涉足。但是国营买卖有个问题就是成本高、质量差，百姓意见大。刘晏上任后改为统购不统销，只控制生产源头放开流通领域。zf就象一个大批发商，把收上来的食盐加价卖给零售商。左手进，右手出，银子就到手了。商人负责运输和零售。国家因为取消国营的运输系统和销售网络节约了大量成本，增加了财政收入。食盐销售因为打破销售垄断降低了售价。国家、商人、消费者三得利。 ,无防盗